第246章 谐辞隐言，本体不雅

    在每一次改朝换代，或者在换代不改朝的过程中，礼、制都会作出某种程度上的修正。

    士林儒生习惯于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各种现实问题，统统归之于礼制的缺乏和不健全。

    但实际上，礼制并不是万能的，其关键同时也在于礼制体系内外运作的人际关系的状况——这里的人际关系，包含了文化制度模式与社会关系在内。

    礼制设计往往是静态的，而礼制体系内外运作过程中的人际关系则是动态的，它自然会导致礼制自身的畸变，出现与礼制设计之初良好愿望相反的结果。

    一个成熟的袖领，不仅要着眼于制度设计，更要关心制度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人际关系的状况，否则一切制度设计的良好愿望都会落空。

    万历皇帝在登基以后的出巡活动，便是对新政以来制度运作的人际关系状况进行关心。

    这也是他对天下建设和新政鼎革艰辛探索的一部分。

    当今天下，无论是复杂的形势，还是激烈的矛盾，都决定了建设和鼎革不可能在盲人摸象的遥控中继续进行下去。

    所以，万历皇帝走出紫禁城，亲眼见证，躬身实践。

    他奔走南北，和省府州县的官吏、佃农、小工、商人们交谈、讨论、探索，体察民情，了解想法，进而把握建设和鼎革的具体方向。

    在南巡的过程中。

    常常听到一些人的非议，更有人热衷于泼脏水，这没什么奇怪。

    万历皇帝不是天人感应，全知全能的圣人，而是肩负苍生，竭尽所能的大明袖领，他有他的过失和错误，有人对他有些埋怨，可以理解。

    他也从不奢望所有人的赞许。

    他有他需要团结的大多数。

    也正因如此，万历皇帝对干害国法的官吏动辄杀戮，却又对心怀质疑的儒生小民耐心十足，一路上苦口婆心地解释他的动机，提出他的要求，表达他的期许。

    当南巡仪仗离开顺天府的时候，有士人拦驾求见。

    这些士人想不通，为什么南京刑部尚书翁大立这等有功之臣，只因微末错漏，就要处以极刑，他们恳请万历皇帝给翁大立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万历皇帝当即表示，正因为翁大立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只有处决了他，才能挽救更多可能犯错的官吏、将要犯错的官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儒生应该懂这个道理。

    士人们这才心服口服离开。

    当南巡仪仗抵达河间府静海县的时候，当地百姓并不能理解南巡的意义，纷纷说，皇帝南巡行程耗费巨大，沿途征发民力，如此游乐，实在羡慕。

    万历皇帝得知后，并未与百姓解释，而是连续几日，都在视察庄园田亩，他亲自走遍了整个静海县，仔细过问民间疾苦，有多少土地，是从哪里引的水，都种些什么作物，收成怎样，租子几成，有多少佃户，以及佃户的收支等。

    万历皇帝用实际行动告诉百姓，此次南巡，并不是为了游玩。

    视察田亩期间，万历皇帝看到地里的水很少，就问，怎么地里没有多少水呢?

    当地官吏回答，上午给西片上水，下午就给东片上水。

    九月初的北方，由于气温较低，稻子才刚过发墩的时候，开始秀穗，正是整齐好看的时候，万历皇帝便问，稻子能产多少?

    随行的静海县官吏说能收一千多斤，万历皇帝听闻后神情不太好看。

    得益于皇帝亲民的形象作风，当地百姓偷偷比划了手势，表示寻常时候四五百斤不错了，万历皇帝见后，这才喜笑颜开。

    南巡仪仗又视察了天津卫，万历皇帝露了怯。

    天津卫种着好多苇子，形状不一，万历皇帝问，这有什么区别呀？

    当地百姓纷纷捂嘴失笑。

    还是一名稚童解了围，说一种是芦苇，自然生长的苇子，做烧柴，好的可以打苇，细杆的可以做夏天门窗用的苇帘子；还有一种人工栽种的，叫栽苇，可以织席用，更精贵一些。

    万历皇帝认真倾听，拱手受教。

    随行的画师给众人作了一幅画，几天后，这幅画被拓印登上了邸报与新报。

    而后，万历皇帝还亲自视察了永乐年间设立的一千四百座存粮露囤，以及天津左卫大盈仓、天津卫大运仓、天津右卫广备仓。

    因为粮仓账目对不上，粮食凭空少了六成，又来不及起火，皇帝驾临之际，天津卫城北门内户部街的户部分司，相约自尽了七八人，有自缢的，也有背部中刀鲜血淌了一地的，弄得跟血池肉林一样。

    粮食自然是追不回来了，万历皇帝让随行的户科给事中汪应蛟补缺了职司，重新整顿天津户部分司。

    汪应蛟升任也不是凭空的，他这些时日脚踏实地，步履调研，很得圣宠，尤其发现天津的河西到津南的海河南岸上，土壤肥沃，便奏请以江南的围田耕作方法，开垦围田，万历皇帝早先便有意让他留在天津主持此事。

    追究不职、简拔循吏，一切的一切都是万历皇帝在调整制度实际运作过程中人际关系的状况。

    其用心良苦，在南巡仪仗抵达山东后，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体现。

    针对山东此前因为清丈引起的民乱，万历皇帝在巡抚衙门接见了当地士绅名流、工农代表、结社党盟，他讲乡绅豪右问题、讲赋役分配问题、讲百姓内部矛盾。

    最后，他满怀信心地指出，只要坚持新政不动摇，整个天下的前途，绝不会越来越黑暗，只会越来越光明。

    万历皇帝忧国忧民，一路风尘。

    他亲自视察了济南诸县的民生现状，亲眼目睹山东百姓的劳苦税高后，立刻下旨裁减了山东所属地方，均徭里甲岁额银九万六千四百有奇。

    一方面是为了抚平当初一场民乱带来的创伤，抚平民间百姓不满的情绪；另一方面，也是用实际行动表明清丈所得的税额，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万历皇帝又亲自接见了司道官杨一魁等人。

    以度田清户一事，区画周详，调停疲累，吏部当场纪录，按制考成升赏。

    与之相对的，是济南府衙有很多失职的地方，几度被巡抚衙门移文申饬，甚至按察使亲自出面督促，才得以施行清丈。

    经过万历皇帝与内阁、吏部官商讨后，最终便罢免了知府殷诰，命其自行到南京都察院听勘。

    这也就罢了。

    几大圣人世家颜嗣慎、孟彦璞、孔承厚等人，以世授翰林院五经博士的理由，相继被召至御前，讲授经典，数日不闻消息。

    种种迹象隐隐有秋后算账的苗头，着实吓坏了不少士绅官吏。

    不断有人将手伸向济南行在，企图探听风声。

    好在，没过多久，济南行在便传出消息，说是山东巡抚余有丁业已汇报完清丈事宜，皇帝不日便要动身，顺着运河径直离开山东，继续南下。

    ……

    不得不说，皇帝此次南巡，当真叫一个不疾不徐。

    武宗南巡时，纵马轻驰，日行数百里，十二日便到了江南。

    世宗皇帝从京城回湖广，也不过二十六天，这还是算上赵州、临洺、卫辉三次行宫起火耽搁的时间。

    而今上自八月三十日离京，大半月过去，才走到山东。

    此后还要到徐州、淮安视察黄河险情，不知要多久才能到江南。

    磨磨蹭蹭，可等坏了不知多少人。

    好在南京的城墙足够长足够大，站得下翘首以待的百姓。

    应天府城有两道城墙。

    外城的城垣乃是利用天然山丘垒土而成，城垣长一百二十里，号称“土城头”，随着人口日益繁多，当年的城垣大多倾圮废弃，仅存基址和地名，譬如麒麟门、仙鹤门等城墙，逐渐成了民居与坊市。

    内城则以巨型条石为基，上砌特制城砖，周六十余里，怀抱山川湖河，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一条中轴线从正阳门起，经洪武街直达皇城承天门、端门、午门，直入宫城。

    虚位等着皇帝驾临的紫禁城，则位于东南隅，背靠钟山，坐北朝南。

    富贵山、覆舟山乃是禁军驻地所在，拱卫皇城；狮子山、八字山、清凉山，设有卫所，关防长江及城北陆路。

    秦淮河自东水关入城，以聚宝门为起点，如一条玉带蜿蜒穿城而过，自西水关出城，沿河两岸屋舍密集，茶馆酒楼，勾栏瓦舍，市廛辐辏，鳞次栉比，所谓“十里秦淮”是也。

    宏大的城池规制；远超百万的稠密人口；丝绸、印刷、玻璃等发达的商业；文人雅士云集，戏曲、书画、诗词的百年昌盛。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

    一切的一切，概以言之，不过“繁华”二字。

    但是。

    往往少不了但是。

    这等繁华——不是一般的繁华，而是作为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天下第一等繁华——自然有其原因。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包囊江淮运河的发达水系，千年培育的人文气息，等等内因。

    内因是理所当然的，值得应天府百姓自矜自夸。

    当然，也有外因，譬如它的名头，“南京”二字，这是政治赋予的额外能力。

    外因就不那么理所当然了，往往令人患得患失。

    没人能够否认，政策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

    东边一些的崇明，几年前还是不毛之地，在政策优容的影响下，短短六年就逐渐有了气象。

    南直隶的几个盐课提举司，一朝被划归山东盐政衙门治下，淮安几城立刻显得疲软不能。

    这就是看得见的大手。

    就像南直隶应天府城作为本朝两大都城之一，虽然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留都地位有所下降，但其城市规制仍旧理所当然地保留了“京城”的宏伟框架与煊赫气象。

    名流大儒自认学生的江南贡院，高官显贵往来不绝的南京部院，天下半数赋税汇集的南京国库……都是作为“京城”的附带，成就了眼下的南京城。

    那么，独属于“京城”的优容，能不能理所当然地维系下去？

    这个节骨眼上，有太多人为此思索担忧。

    这份担忧自然不是无端由来。

    事实上，在万历皇帝出宫南巡之时，这股风便开始刮起来了。

    随着皇帝途径顺天府、河间府、济南府，距离江南越来越近，这股风也刮得越演越烈。

    在上月下旬，也就是九月二十一日的时候，行在通政司在邸报印发了文章《新政正在起变化》，一方面表明皇帝这次南巡的目的在于继续推进新政，另一方面又不点名不道姓地警告了一些官吏。

    文章说。

    “最近这个时期，在部分乡绅豪右、士林儒生、高官显贵中，反对新政的‘柔克份子’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

    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大明朝的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人口的地震，不惜掀起一场场民乱，发布一张张揭帖，挑拨天下百姓的矛盾，只为阻碍新政继续进行下去。

    现在‘柔克份子’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即将走向顶点。

    皇帝作为天下的袖领，预见到了这一点，于是出宫南巡。”

    刻薄的措辞，寡恩的定性。

    一股直冲天灵的寒意，势如破竹地传递到了江南，传递到了南京部院。

    正所谓投石问路，石头落入水中，自然是水花四溅。

    有人惊惶失措，闭门躲灾。

    有人阳奉阴违，加速串联。

    有人怒不可遏，动作不断。

    以海瑞的名义伪造《劾张居正疏》，借题发挥，痛斥新政；匿名的文章指责内阁，言说朝野内外的政治互信，遭到严重破坏；甚至有谶纬直指皇帝，咒骂皇帝早晚遭雷劈。

    揭帖、报纸、奏疏、密信，如同雪花一般在江南散布。

    “现在学子上街游行，小民也应该跟上去！”

    “形势非常严重，朝廷已经进退失措了！”

    “局势已是一触即发，张居正他们混不下去了，该致仕了！”

    “南人北人应该轮流坐庄！”

    “北人的卫所跟着北京走，南人的卫所跟着南京走！”

    纷纷的议论，万历皇帝登基不过八年，竟数落出了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涌动的暗流几乎夺淮而出！

    然而。

    正所谓不是真龙不过长江。

    负隅顽抗本就是题中应有之意，并未超出中枢的预料。

    皇帝的行程仍旧不疾不徐，探访老臣，视察民间，指导水利。

    只有一道名为《关于江南整顿风气的指示》的诏书，平平淡淡地送到了南京部院的案头，简单的标题，似乎就像中枢在新政一事上，绝无回旋的平静与坚韧。

    至于整的是什么风，诏书没有说得太透彻。

    只不过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与这道诏书一同抵达南京的，还有先行官礼部侍郎何洛文及其属官。

    南京礼部很是识趣，礼部尚书刘斯洁退避三舍，为何侍郎腾出了公署，便直接告病在家。

    何洛文是粗鄙北人，毫无礼数。

    他肆无忌惮霸占礼部公署，公然以堂官自居，隔三差五提问军民官吏，搅得南京城鸡犬不宁。

    一如今日，十月初七本是照例休沐的冬至，礼部大堂中仍旧济济一堂。

    “太史公曰，敢犯颜色，以达主义。”

    “其主义者，义理之名也，谓学之所宗，人之精神，群之制象。”

    “本官奉命整顿风气，今日且整一整尔等的，地域主义。”

    说罢这句，何洛文坐在正位，悠哉地举起茶盏，呷了一口。

    所谓新朝雅致，除了生造词汇外，旧词新意也深得其中三昧，新的就是好的，新的就是象征进步的。

    就好似地域主义一词，跳出了南北对立的窠臼，精准而委婉地概括了如今江南军民百姓的广泛思潮，不可谓不好。

    可惜与会的有识之士并不能感受到其精妙所在，礼部大堂内，仍旧寂然无声。

    何洛文也不介意，他放在茶盏，拿起手边的一份卷宗，挨个点名：“南京礼科给事中施观。”

    话音落后，并没有迎来意料之中的响应。

    众人齐齐扭头看去，后者却是无视了投来的视线，低头不语。

    何洛文倒是习以为常，他转头看了过去，自顾自说道：“施给事中。”

    “京师、留都并重，当弘南枢之用。凡礼制营建诸务，宜先下留曹集议。盖众议既洽，庙算斯精，犹三人之谋可裨诸葛。”

    “这是施给事中所作文章的原文吧？”

    这是施观在南京国子监学报的公开刊物，甚至还有白话版本散布给百姓——北京、南京应该是政治上的两个核心，应该多发挥南京的作用，一些礼制上的基本建设，可以事先交给南京讨论，再由北京定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天方夜谭的提议，针对的点却很明显。

    清丈这种国策，怎么能仍由某个人，或者某一部分人独断专行呢？

    推行了这么久，南方百姓怨声载道，不就是因为中枢无视了南方百姓的利益么？

    如果让南京发挥本有的政治效用，怎么还会沦落到皇帝南巡的地步。

    施观闻言，终于抬起头来，抿着嘴唇反问道：“为国本计，有何不妥？”

    心中不满之下，连官场敬称都省了。

    何洛文点了点头，竟然真就没再多说什么。

    这些人没什么不敢裹挟的。

    下到江南百姓，上到留都的政治地位，都是抗拒新政的筹码，实在没有整顿的余地。

    何洛文在卷宗上轻轻记了一笔“柔克份子”，默默合上。

    他捏起另一份卷宗，口中点到：“刑部主事林绍。”

    一位三十余岁的中年官吏显然是事主。

    他抬起头，径直与何洛文对视，怡然不惧。

    何洛文扫了一眼卷宗，开口质询道：“林主事，坊间都说你公然歧视北人，但凡是南人作案，你便大开慈悲之门，但凡北人作案，你便罪加一等。”

    “可有此事？”

    林绍脸色难看，冷哼一声：“无稽之谈！”

    何洛文将卷宗翻了一页，头也不抬：“无稽之谈？”

    “南人投湖轻生，你判了无辜同行的北人好友赔银二百两；北人跳河自尽，分明是被南人骗去白银数百两，你却说正常交友，还抢夺焚烧了死者姊妹留存的借据。”

    “北人盗窃南人八十五两，你判了牢狱一年；南人盗窃北人三百三十两，报案后，你只判赔了一百一十八两。”

    “北人马车夫报案说自己被捅刺割喉，你得知那案犯是南人，非但免去牢狱之灾，反倒赠予其1500文。”

    “南人持刀与北人化解前嫌不成，捅刺脖颈，流血披面，如此大恶，你也免去了案犯的牢狱之灾，甚至还写信安抚贼人，好生知心了一回。”

    “每有南人状告北人，你便不分青红皂白，直接将人逮拿下狱。”

    “前些时日就有这么一桩事，你分明知道前者乃是诬告，却死不悔改，不仅不肯还人清白，竟派遣捕快，夤夜叩门，胁逼坊间戳你脊梁骨的百姓。”

    “甚至大放厥词，说要逐步废除南方军民犯罪论死的沉疴积弊。”

    “这桩桩件件，莫非都是本官的无稽之谈？”

    不是何洛文功课做得足，实在是这等冤案太多，故纸堆里随便一扒全都是。

    或许是无意识地歧视，或许是有意挑拨南北对立，总之就是在事实上裹挟了南方百姓，塑造了集体意识，加入了这场与北方朝廷对峙的洪流当中。

    禁用死刑天下没人同意，但你要说只对南人禁用，还真不好说了。

    同样的道理，士绅们说江南赋税重，清丈不该，朝廷视若无睹，但若是整个江南都这样说，清丈可就未必能继续下去了——甚至事实上就是因此遇到了阻碍，才有皇帝此次南巡。

    可以说，林绍这些人，无一不是国贼！

    然而林绍听后，脸色却没有多余的表情。

    他轻蔑一笑，昂起脖颈，理直气壮道：“江南承天下赋税之重，岂能与北人一概而论？”

    “律令之秤向南人倾斜，才是大明律的正义之所在！”

    林绍自有一套说服自己的脑回路。

    由于南人在赋税分配中处于重要地位，三法司在处理南人违法犯罪案件时，应该坚持宽严相济的刑律准则，区别对待南人违法犯罪案件。

    这是从实际出发的义理，怎么能说是地域主义呢？

    何洛文一时无言。

    这就是南北地域之争的恐怖之处了，南方人在这种话题上有着无可比拟的政治豁免性，哪怕当着他这个北人礼部侍郎的面，都敢理直气壮说出这等话。

    不是地域主义？

    换他何洛文这个北人说这些话试试？除非他想老实做官，不再出版文集。

    以往他还不敢公然碰这种事，得亏现在是上面发话了，才敢壮着胆子在这些南人面前挺直腰杆，斥一声歪风邪气。

    何洛文摇了摇头，在卷宗上再度写下“柔克份子”四字，又默默合上。

    他顿了顿，转而看向另外一人：“提学副使方良曙。”

    所谓提学副使，全称是提刑按察使司提督学道按察副使，管辖本省教育的正四品大员。

    如果说前二人的路数，是裹挟留都与百姓的话，方良曙就更为可恨了。

    其人干脆将手伸到了县州府各级儒学当中。

    四处蛊惑学生，联名上书。

    说什么，现在官学里对官吏领袖儒学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要不要让官学自行其事——也就是让朝廷只出钱，至于管理，还是让士林名流们来负责。

    至于哪里的士林名流？不好意思，北方没有士林。

    何洛文对这厮厌恶得不行，喊人的语气更是生硬，就要直接开口呵斥。

    孰料，他口中的话还未出口。

    被喊到的方良曙霍然起身，嗤笑着直接打断：“何侍郎，你不要跟我说这些，我们说的事不在一个层面。”

    “我无原则无底线永远站在自身地域这边。”

    ——

    这章引用文献用爽了，可以没有一个敢贴出来，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