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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
白帝城。
刘禅收到了马秉所上表书。
看完之后,大喜无疑,遂取出自己的天子印玺盖章留案,给马秉承制假拜的诸夷头目一个正经名份。
又手书一封,以马秉为护苗中郎将,令其常驻武陵安抚诸苗,再命安南将军马忠先遣千人赶赴武陵,全听马秉调度。
其后又将陈到、辅匡、阎宇诸大将重臣诏至白帝故殿。
陈到、辅匡、阎宇诸人见到马秉书信,无不喜悦。
却说马秉先是成功说服了五溪苗王沙烈,使其感大汉威德,愿为大汉南方之援。
又与沙烈于苗人盘王祠前以苗刀划破臂腕,滴血入盏,在苗人大小头目近百人瞩目下,汉苗二族之血成功融合在一起,一如六年前汉侍中马良与苗王沙摩柯之血相融。
这意味着汉苗之盟得到了盘王应许,五溪诸夷素来信奉盘王,再加上大汉破吴于西城,斩马忠首级,擒孙权大将步骘、诸葛瑾,苗吴之间前仇旧怨稍稍得报,于是诸夷头目皆以为天意在汉。
马秉遂持天子符节,于五溪苗寨盘王祠前,与苗王沙烈及数十头目再度歃血为盟,誓共伐吴。
又按照诸苗部族大小,承制假拜诸夷头目为将军、校尉、司马等等大汉官职,并上表天子,于是诸苗人心悦汉。
桓灵以来,中枢权威衰落,地方治理混乱。
朝廷既无能力、也无意愿恢复对南方异族的怀柔之策。
加上地方官员因个人好恶、能力不足、贪暴无恩等等原因,对边地异族盘剥无度,刑杀过甚,激起了南蛮百越的激烈反抗,就如同西北地区的百年羌乱。
与对付羌人一般无二,针对南方越人、蛮人、夷人的暴动,朝廷同样采取了血腥镇压政策,这就导致蛮夷百越的暴力反抗越发激烈,越发难以中止。
而这种暴力镇压的政策,非但使得蛮夷百越与大汉越发离心离德,痛恨朝廷,便是南方与蛮夷百越相接的汉民也深受其害。
民间甚至有不满之言:“虏来尚可,官来杀我”。
平乱的官兵不只杀蛮夷百越,更扰杀百姓,所谓“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便是如此,南方百姓对官军扰民杀民的愤慨超过了对蛮夷百越叛军的恐惧。
虽有个别地方官员曾以恩信招诱蛮夷内附,但这种怀柔只是极个别地方官的极个别行为,并不能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大政方针。
荆州方面,经过桓灵之世几十年时间的发展,汉夷之民相互仇视已经成为惯性。
刘表在荆州,虽名为荆州之主,但他“单骑入宜城”,手底下没有半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哪怕是自己的近卫,都是其妻蔡氏带来的。
其人本质上,不过是荆州世豪捧出来的一个空架子。
荆州世豪借刘表汉室宗亲之名,寻求割据之实罢了。
所以即使刘表有安抚诸夷,使之能为己用之心,但蔡氏、蒯氏、黄氏为首的荆州世豪,对于刘表的安抚之策全部表示反对。
说荆州夷民异族也,畏威而不怀德,只有暴力镇压,使子孙无遗,荆州才能安定。
刘表无可奈何。
直到先帝为荆州之主,依靠打赢了赤壁之战的军队,崩解了蒯氏、黄氏、蔡氏、张氏等世豪在荆州盘根错节的势力,才开始对湘西大山诸夷采取了安抚招诱之策。
在先帝治下,荆州汉夷之民得以相安无事十余载,汉夷之间的矛盾终于得以缓解。
如若不然,何以沙摩柯能在大汉已失荆州之后,仍然愿意为大汉效忠死命?
所以在丞相讨伐南中时,马谡向丞相提出了所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计策。
这并非是什么了不得的创举,而是直接抄大汉在荆州安抚诸夷的高分作业。
反观孙氏?
自打入主江东后,便长期派兵镇压山越。
二十余年间,为了讨伐山越的暴民,几乎动用了东吴所有名将,与山越间的战争从未停歇。
孙吴从大汉手中夺走荆州后,境内同样暴动不断。
不论汉夷,不乐接受孙权统治者不可胜数,虽被镇压,却如同韭菜一般割了又长,继之不绝。
而荆州诸夷与扬州山越,在很多方面没有太大差别。
但先帝能安抚荆州诸夷,孙权却做不到。
一个是双方出身经历不同,导致对治理异族的理念不一。
先帝在幽州时,数任幽州刺史安抚乌桓、鲜卑得力,内徙幽州的杂胡数以十万计,与汉人通婚杂居,相处融洽。
先帝为公孙瓒帐下司马时,麾下便有乌丸杂胡骑千余人。
孙氏呢?
之所以能够起家,就是孙坚有幸去了一趟西北,平了一次羌乱,最后因平乱之功得到了侍郎官身,跻身士族之列。
故此,双方看待边疆异族的心态是大不一样的。
除经历理念不同外,则是双方成为一方诸侯后的名声不同。
孙氏入主江东后,以武力残暴镇压吴会的反对势力。
彼时扬州的刘繇、许贡、严白虎等人都曾连结吴会山越,对抗外来的孙氏,所以不论汉人越人,亡于孙氏手下者无数,民怨沸腾。
山越跟吴会的汉人可不一样,他们没有随孙氏颠覆天下的野心,有的只是破家灭门的仇恨。
这就导致孙氏安抚山越的信任成本无限大,几乎不可成行,最后只能破罐子破摔,一条路走到黑。
而先帝在乱世之初打拼出来的赫赫威德,及汉室宗亲的名头,使得他颁布的招抚之策信任成本极低,夷人畏威怀德,汉人不敢造次,于是安抚之策遇到的阻力很小。
“陛下,倘若真如马侍郎所言,荆南郡县一旦同时起兵,交州亦随之蜂起,吴之西境一时俱乱,吴人岂不方寸尽失,顾此失彼?”
辅匡看完马秉之信,喜笑颜开。
“届时,荆南、交州皆沸。
“孙权北受曹魏进逼,西有大汉虎视,南有大乱生于肘腋之间,岂有不败之理?”
陈到亦是感慨一声:
“想不到大汉虽已失荆州将近六载,荆楚之民却仍顾念先帝旧恩,兴汉之志未移。
“既能得荆楚百姓万民之心,则荆楚何愁不克?
“我大汉中兴之业,如日之升,可计日而待啊。”
阎宇、郑璞、张固等人全部看完了马秉呈递天子的书信,同样与陈到辅匡二人一般,连连称贺。
据马秉之信,在他与武陵诸夷歃血盟誓之后,沙烈等苗人头领便将湘西、荆南的态势与他细细道来。
原来,自打夷陵一战后,荆南诸郡县仍然有许多人心系汉室。
詹晏、陈凤奋起反吴,最后战败身死。
秭归大族文布、邓凯,招聚五溪夷兵数千人反吴,亦被陆逊镇压。
其后,仍不时有荆州豪族遣人联络感怀大汉威德的五溪夷,想与五溪夷举武陵郡反吴归汉。
武陵从事樊伷与裨将习珍在联络五溪夷后,同时举兵。
孙权遂遣曾为大汉主事荆州的潘濬率五千兵马往武陵征讨。
但彼时五溪夷因为苗王沙摩柯之死,处于内乱当中,人心不一,不能及时出兵。
樊胄为潘濬所杀。
随樊伷、习珍起义的武陵七县很快相继沦陷。
习珍只得带领数百残兵上山避敌,并道出“我为汉鬼,不为吴臣”的豪言壮语。
其人在山上力拒潘濬,坚持了一个多月,粮食和箭矢都用尽了,习珍引剑自杀。
习氏乃襄阳大豪,掌大汉禁军一校的步兵校尉习隆便出于其族,今在成都,掌校大汉秘书。
习珍既死,弟弟习宏沦落东吴。
孙权有问,其必不答。
习珍死后,遗一子习温。
已叛汉降吴的潘濬为拉拢习氏为吴所用,便当众指十六七岁的习温而夸赞曰:
此子名士,将为我荆州议主。
其后指示潘氏子弟与习温交好。
习温既已及冠,选为武陵功曹。
三年前,习温受陆逊之命,亲入武陵源与五溪夷结交安抚。
彼时刚平定五溪诸夷内乱,夺回苗王之位的沙烈,念习温之父习珍曾为大汉尽忠死命,算个英雄,于是便对习温开始了反向劝诱。
想让习温与五溪夷举武陵七县反吴归汉。
但遭到习温拒绝。
他说汉吴既已结盟,并力讨魏,那么即使五溪夷欲举郡反吴,也不会得到汉朝的响应。
这有悖于汉朝国策。
汉吴不可能为武陵破盟一战。
沙烈见说服不能成功,遂暂罢起兵反吴之心,与吴国虚与委蛇,以从吴国那里获得盐铁,铸造甲兵,积攒粮草,壮大自身实力。
然而彼时观习温声色,非是他忘了父仇,而是因为汉吴同盟,使他志不得伸,父仇难报,为了家族的延续不得已屈身事吴。
如今汉吴已破盟一战,先有西城大捷,今又有大汉乘破竹之势继续伐吴,那么这位武陵功曹、临沅令可以争取。
在步骘离开荆南后,为孙权镇压荆南的都督名曰蒋秘。
其人没有步骘那般的威德,在荆南四郡残暴无恩,刑杀无度。
所以即使吴人已窃荆州五载,曾沐浴过先帝圣德,受过先帝之恩的武陵、零陵、桂阳、长沙荆南四郡,仍有许多仁人志士不满于孙吴统治,欲归大汉。
两年前,与廖化同族的襄阳廖潜,与费祎同族的江夏费杨,一人为零陵都尉,掌零陵一郡之兵,一人为零陵功曹,掌零陵一郡人事任免。
二人遣使五溪,想通过五溪夷与大汉建立联系。
但沙烈为了养精蓄锐,已经接受了习温的安抚。
又担心来人可能是孙权派来试探苗人虚实的,所以在清楚了廖潜、费杨二人使者的来意后,沙烈直接把他们赶到了山门之外。
然而,据廖潜、费杨二人派往五溪的使者所言,他们这几年已经联系了桂阳、零陵及交州苍梧、临贺、郁林诸郡豪强长吏上百人,随时可以聚兵数万反吴。
倘若五溪夷能与大汉建立联系,说服大汉对吴动兵,则荆南四郡、交州三郡一旦举旗,荆、交二州必将非吴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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